专家简介

　　韩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核心提示］

　　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如今，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深层次的改革将怎样改变农村和农业的面貌，怎样改变农民的生活，值得期待和关注。文字整理/王平

　　粮食安全主要还是靠自己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10年增产，年均增幅达到3.6%，2013年粮食总产量更是历史性地突破了12000亿斤。持续丰收给人民生活带来非常明显的质量改善。1961年至2007年，我国人均谷物供给提高了1倍，人均肉类供给提高了12倍，人均水果和人均食用油供给分别提高了14倍和10倍，人均奶类、人均蛋类和人均鱼类供给提高了9倍、7倍和6倍，这是我国农业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以2010年为例，我国进口的大豆和食用植物油等于在国外使用了7.6亿亩播种面积。在主粮基本自给自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国际贸易有助于改善我国的粮食供应，但对国际贸易的过多依赖绝对无助于我国粮食安全的最终实现。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粮食安全只能依靠自己，这也是专家学者之间达成的共识。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现在，全球每年粮食国际贸易量约3亿吨，这仅相当于我国粮食年消费量的二分之一。我国大量进口会导致国际粮价剧烈波动，进而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这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事实意味着我们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我国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农业自身的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政策首要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水平。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有十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会使食物需求形成新的变化，为国内外的食品企业提供巨大商机。而随着城镇化推进，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也会下降。

　　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应该更加透明，给国内外一个稳定的预期。中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同时提出适度进口，科技提升。我国的基本粮食作物，如小麦、稻米等要100%自给，谷物要基本自给，谷物以外，比如大豆，糖，牛羊肉没有强调自给，“实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整体的框架，平衡好粮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平衡好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平衡好粮食产量与保障粮食安全的关系，平衡好国际资源和合作共赢的关系，平衡好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关系”。

　　农业现代化最适合的模式

　　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国家食物安全。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从历史看，只有部分国家能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农业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

　　农业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和最佳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从各国实践看，农业现代化主要有4种模式：美国、加拿大等国因地多人少而采用的大规模家庭农场道路；日本、荷兰等国因耕地有限而选择的小规模家庭农场道路；资源禀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德法等国选择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道路；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选择的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发展道路。

　　尽管条件迥异，但这些现代化模式仍有共同之处，即都实行了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家庭农业经营体制，公司法人农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在我们一直认为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农场中的九成以上也是家庭农场，而公司制农场中的85%也是处在家族公司的掌控之下。

　　家庭经营的突出作用是由农业产业特性决定的。农业生产空间分散且必须对自然环境的微小变化做出及时反应，这使得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较高。

　　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几乎不需要任何精确的劳动计量和过程监督就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现在，农村雇工成本不断增加，但农民在自家土地上劳动几乎不计成本。只有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才能保证生产者对农业劳动的全过程负责，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对各种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目前，我国有2.2亿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不到0.6公顷。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大规模农场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不能选择大规模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只是生产粮食：农业吸纳的劳动力减轻了城市就业压力，保证了社会稳定。这些现实，都决定了我国目前的农业改革都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家庭经营能适应于现代农业

　　小规模家庭经营当然也有局限性。由于规模小但成本高，农民的收入很低；由于分散生产，农民无力抵御因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市场风险；生产经营上的彼此模仿往往造成结构趋同；分散的农户大多处于劣势地位，他们低价卖出农产品又高价买进原材料，利益因此大量流失。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农业变成体面职业。只靠家庭经营，我国农民能够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吗？家庭经营不仅适用于传统农业，也能适应于现代农业。中央也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这说明可以把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到农村去，毕竟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效率相对而言还是太低，抗风险能力相对而言也还是比较差。

　　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也确实可以进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良种、化肥、农药、灌溉技术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不大，农业机械虽然在小农场上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购买适宜的农业机械或者社会化的农业机械服务也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在这些领域，我们都可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企业化运作或者增加财政投入等方式，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不断提高。

　　因此，坚持家庭经营不动摇绝不意味着要固化目前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土地必然不断向种田能手集中，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的很多地方，种田能手靠种植发家进而带动土地向自己集中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目前，我国小麦、水稻、玉米的单产已经高出世界均值56.7%、56.6%和2.6%，但仍只是单产前10位国家均值的60%、71%和67%。2011年，全国270个早稻万亩示范片亩产比所在县平均水平高122.1公斤，950个小麦万亩示范片亩产比所在县平均水平高142.5公斤。如果能妥善应对和有效化解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等不利因素，我国粮食增产潜力仍然十分可观。

　　现在，农业的专业化和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也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经营1亩土地需要36个工日，现在只需要6至7个工日，种1亩小麦甚至只需要两个工日。而机械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农民今后只需做好田间管理就可以保证丰收。

　　农业生产效率的逐渐提高，意味着其对体力的要求大幅降低。有调查显示，伴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转移，农村生产正从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逐渐转向以妇女、老人为主，且劳动者的兼业化趋势日渐明显，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就表明，家庭经营和农民增收之间并无根本冲突。建立在适度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农业，不但可以继续满足我国社会对农产品的强劲需求，而且可以让耕种变成一份体面的职业，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此外，土地方面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目标是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步推进，这方面底线就是集体所有，中国现在如果宣布搞土地私有制也不现实，变迁有一个路径依赖，另外中国说现在不保护耕地了，也不现实。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就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损害农民的利益，要解决好土地增值收益更加公平分配的问题。

　　农民最关心的是城镇化过程这么快、土地增值收益这么高，土地收益都去哪里了？所以说我们的政策是要让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不但他能够融入城市，而且他能够更多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