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口述：阿婉 文字：丁惠忠

　　上海的春天，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在这美好的春光里，我的儿子满30周岁，结婚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30年前，我嫁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当时虽然已经结婚，但作为一个从山区来到大都市的外乡人依旧感到迷茫和无助，不知将会有怎样的生活境遇等待着我，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接纳了我，让我融入于此成为了一名上海人。回首往事，这段人生旅途中的一幕幕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感慨不已。

　　◆我从老家安徽九华山山脚下的小村庄，来到大都市打工，当时只想有一份工作赚钱，帮父母一起供养弟妹上学读书，分担家里的生活压力，根本没有奢望长久立足海派文化的土壤，竟然有一天成了上海的外来媳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于山区一个多子女家庭，共有四弟妹，我是老大，与最小的妹妹相差10岁。九华山在我们池州市下辖的青阳县境内，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我家世居的小村庄藏在大山里，离九华山不远。年幼时，父母从未带我去过这座千年名山，由于清贫度日，拿不出日常开销之外的钱购一张门票。读初中时，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我家里大人一起出动挖野山笋，然后由爷爷挑着几筐新鲜的笋赶集卖钱，凑够一路上自备的茶水、糕点等物品，才报名参加春游活动。虽靠近九华山，每一步路都得花钱，没有给周围村庄里的人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不像现在的景区周边共享文旅特色产业链成果，百姓从溢出效应中有所获益。

　　初中毕业，我在家里一边带弟妹，一边烧饭及料理家务，让父母放心地出门种地。眼看弟妹一个个到了上学年龄，我倒是闲了，但家里的支出越来越大。那时，家里分到了承包山里的田，我学会了种地，一家人出力勉强糊口。一到过年前夕，村庄里有几对中年夫妻及一些未婚的年轻打工人，有的从苏州、昆山，有的从浙江、江西，远的从新疆和广东回家过年，他们带回服装、鞋子、电子产品等各种时髦货，村里男女老少人人羡慕。有一天吃晚饭时，闻见父亲感慨，一大家子人，他是走不出家门了，这钱该是年轻人赚啊。我暗想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家里弟妹多，一张嘴就要吃东西，一只书包就得装钱，还有爷爷奶奶两位老人需要照顾，思来想去只有我这个年轻人迈步出门了。于是，我提出过完年跟他们去打工，不管去哪里，总比待在村庄里闲散，守几亩山地强。母亲说，你一个小姑娘走出山地干什么，城市里不是种庄稼，马达一响，机器转动，你能喂它一颗玉米粒，还是一根红萝卜？父亲缓缓地说，阿婉，你要是小伙子，我早催你出去了，哪怕只赚一份将来讨老婆的彩礼钱，可女孩子进城打工碰到点糟糕的事，怎么办？我不放心啊。然而，我已经决定走出大山，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

　　◆隔壁村的春霞姐与她老公，原先在浙江宁波打工，那年过完春节，要去上海碰碰运气，即便找不到工作，就当见见大上海的世面，再返回浙江也不迟。我和春霞姐有点亲戚关系，想跟她去江南寻活干。她二话不说愿意带我一起出门，只是嘱咐一句，打工不是钻山洞玩耍，生活做不来、做不好、做坏了，要处罚、赔钱、开除。我一听小腿肚直发抖，不过没被吓退，待了一会儿说，春霞姐，你怎么做，我就跟着学，人家能拿工资，俺就不行了？

　　离别老家，我们一行出发了。当初哪里会想到这次离家打工，究竟意味着什么，潜意识中可能有一份工作，赚点钱供弟妹上学，过几年回家相个亲，嫁个男人生儿育女，在大山里种庄稼，饲养家禽，像长辈们一样过日子。乘上长途汽车，五六个小时就到了上海，比我想象的要近得多，哪像村里其他人到广东或新疆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

　　踏上上海的土地，瞧一眼四周高楼林立，车辆穿梭，人来人往，一派繁荣景象，哪里来得及欣赏大都市风光。我们先寻了一家街道小旅馆，将行李放下，就马不停蹄地钻进小弄堂，或者沿着马路寻找工厂。那个时候一批知青都返城了，有些人在街道小厂干上二三年就忙着自己创业，还有嫌小厂工资少，干脆去国外打洋工，给我们外来工留了机会。很快我们找到一家电子厂，加工五金之类配件，用电烙铁将电线线头焊接到制板上，正负极测试通了，这环节就算结束。工作不用花多大力气，一个班次几个动作重复上千、上万次，时间一长，就感到特别无聊。但有一点十分满意，免费住在厂里几间仓库改成的宿舍里，可省下一笔钱，抵得上解决我一个妹妹的生活开销。隔月发了工资，除留下生活费外，全部寄回老家。当我收到弟弟妹妹装在一只信封里的信件时，那一页页歪歪斜斜的字迹，一声声姐姐你辛苦了，我感到很欣慰。

　　◆半年后，春霞姐和她的老公跳槽到松江一家大厂，由于招工人数限制，我没有跟去。很快厂里有人填补进来，其中一个从郊区来的小伙子阿彬，被分到我一个班组。阿彬中等身材，皮肤白，看上去没吃过苦，是个自来熟的人。可能是郊区人，阿彬起初说话还带点方言，二三个月工作下来，见他与厂里爷叔、阿姨聊天完全听不出郊区口音了，满口是上海话。记得一个休息日，阿彬邀请我去城隍庙，并说我的老家九华山寺庙众多，但阿拉的城隍庙老好白相的。其实那时我已经听得懂白相就是玩的意思，阿拉就是我、我们，其他上海话还真的不明白。乘这次机会，我说，阿彬，你教我上海话吧。谁料到，阿彬不仅教我上海话，还教我他所在郊区那个小镇上的方言。

　　你一定猜到了，自此我成了阿彬的女朋友，一年后，我嫁给了他。

　　在小镇上，我公婆只会说本地话，不太会讲普通话。我怀儿子时，阿彬仍在那家电子厂上班，我辞职待在家里，有时帮婆婆在宅前自留地小菜园除除草，挑几棵蔬菜，同时跟着学习当地语言。我生下儿子后，阿彬不在电子厂上班了，回到小镇租了一间门面房开维修店，修理电视机、收音机，到后来各种家用电器都会修了。儿子稍大点，镇上的企业多了起来，我参加了招工进了工厂，一边上班工作，一边跟着公婆种地。那时我的户口还不满时间要求没有迁到上海来，划不到责任田，我想儿子一天天长大，要是有一块自己的责任田多好啊。在娘家，我就会种地。现在结婚过日子嘛，如果有一块地，种上喜欢的庄稼、瓜果、绿叶蔬菜，那是很开心的事，这是大都市里的村庄，是城市的稀缺资源，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很有价值的，完全不同于我老家大山里的田地。尤其每次听见婆婆跟公公念叨，要去西民沟张家宅后院或南河沿种花地，那“花地”两字，我原以为种植什么花卉，等它长大成型了要去卖钱。其实不是的，“花地”是当地的土话，就是“庄稼”的意思，字里行间真是美到泥土里了。

　　后来我的户口迁来了上海，村里调剂给我一块杂边地，尽管只有一亩，本来村里人多地少，也算认可我这个外来媳妇。私下里，这块责任田，我更多看作是精神上的立足之地。

　　不过有一点始料未及，可能是厂家生产的家电质量越来越好，阿彬的维修生意不灵了，很多人家手里有了钱，一旦家电坏了觉得修理花的钱不划算，直接购买新的。阿彬重新应聘到市区工厂工作，由长期合同制转为正式职工，凭借一技之长担任了车间主任，并且入了党，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儿子一路成长，考取了上海建筑类大学，毕业后从事建筑施工与设计工作。

　　◆这个小镇上流行一句俗语叫“三十年媳妇熬成婆”，比较符合我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贬义的话，于我而言是人生的一段经历。比如，我嫁给阿彬，娘家没有要一分钱彩礼，我也没有任何嫁妆，简简单单办了几桌酒席，邀请娘家一家人来上海，就把婚结了。这几十年来，我完全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学会了沪郊小镇的本地方言，还会说一口蛮标准的上海话。家里公婆传下的两间平房，我和阿彬翻建了一幢楼房，在市区，我们帮儿子付了首付，买了一套婚房。目前我虽到了退休年龄，仍被镇上企业领导留下继续工作，等哪一天儿子一家有了孩子，我可能去市区当全职奶奶了。我娘家那边，山区的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道路也宽敞了，弟弟妹妹不用我经济上给予支援，乡村生活美满富足。

　　如今，我看到儿子的成长，其实也是自己的成长，那漫长的过程里包含着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与追求。每一段岁月，都会有“老中青”三代人的互相托举，才能一步步走下去。三十年前，我哪敢想成为上海人，哪知道那里竟然有亲人等待着我，使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故乡，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