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龙文化”的重要故乡吗？“龙”元素与上海乡村之间有着怎样独特意义上的关联？如何从乡村振兴和农业生产的角度理解“龙文化”？为什么应重视“龙文化”所承载的景观生产和仪式生产功能？龙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民俗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兆元开展一次关于“龙文化”的深度访谈和对话。

　　“上海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故乡之一。上海龙文化的文化遗产，从乡村积淀到都市，成为上海都市文脉的重要构成，这其中既有现实基础，也有历史依据。”

　　□首席记者 贾佳

　　见习记者 张孜怡

　　记者：上海或是江南乡村，与龙的形象有怎样独特的关联？

　　田兆元：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我认为，上海是龙文化的故乡，并且是重要的故乡。

　　如何理解这个话题呢？

　　从现实层面来讲，上海拥有与龙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四项，还有很多市级、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全国来说，是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像浦东三林的舞龙，是中国舞龙的标准制定者单位之一，地位是非常高的；松江叶榭的草龙，展现出上海地区对兴云布雨的关注，这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典型表现；宝山罗店的龙船，其装束的华美，展现出中华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审美文化特征，同时具有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特色；还有新近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山吕巷小白龙，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

　　所以我们就讲到，从上海这四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特色上，就体现出了上海区域对兴云布雨，对传统农业生产和对气候的一种特别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正是我们上海，过去作为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的一种表现。这种龙文化的文化遗产从乡村，现在积淀到了都市，成为上海都市文脉的重要构成。所以说，上海是龙文化的重要故乡，有着非常现实的基础。

　　从历史层面来讲，上海以龙命名的镇，像青浦的青龙镇，早期的青龙港，可以说是江南区域最繁荣的代表之一，也是上海的一种文化符号。从方位来说，我国从先秦时期就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南方是朱雀，西方是白虎，北方是玄武，东方是青龙。上海地处中国的东边，我们称的“青龙镇”“青龙港”，就是中国龙文化很重要的代表性方位；还有像6000年前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作为上海文化的开始，也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早期出现的龙文化的符号。

　　上海作为中国东部“左青龙”的方位，以及大量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考据、证据，证明了上海是中国农业文化重要故乡之一，也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故乡之一。

　　同样的，上海也是中国经济的龙头，长三角的龙头，我觉得这也是历史与现实很奇妙的融合，我们要思考如何当好这样一个“龙头”，在现实中做好振兴乡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来回应这样一种历史的机缘，弘扬我们的龙文化遗产。

　　记者：上海典型代表性的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具有怎样不同的风格？

　　田兆元：首先，距离滨海最近的金山吕巷小白龙，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小白龙是东海龙王之子，具有龙王之子这样一个身份，就和内地的其他龙不一样，体现出上海区域海洋的一种特性，同时，它还有除暴安良的特点。

　　你看小白龙，它一身洁白，非常华美，是传统农业生产的保护神。而在太湖地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民间信仰神灵是刘猛将，是古代驱蝗虫的神灵之一。在当地，等于说是“二神联手”，一个为农业生产带来雨露，一个驱蝗除害。这就为地处滨海的金山一带人们的心理带来了自信平安的积极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呈现。

　　其次是松江叶榭的草龙。草龙和我们神话传说“八仙过海”，韩湘子这样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韩湘子吹箫引龙的仪式，使草龙之舞本身就带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上海农业生产中对兴云布雨的关注。再加上草龙舞规模盛大，舞者众多，体现出一种力量的美，除了对农业生产期盼的精神意义之外，他本身形式上也非常富有美感，富有阳刚之气。同时在江南这样盛产棉布，强调男耕女织的地方，草龙是用草制作的，这种就地取材，把生活艺术化的表现，是一种生态行为。可以成为当下以艺术振兴乡村的一种宝贵资源。

　　再看浦东三林的舞龙。它呈现出了一种专业性，体现出了中国舞龙的较高水平，作为中国舞龙标准的制定者单位之一，他们参与把中国舞龙规范化，也让上海龙文化走向了世界，吸引了各国人民来观赏中国龙舞的盛况，促进整个中国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上海担当中国龙文化“龙头”地位、具有标志性的文化行为。

　　宝山罗店的龙船，是上海端午节庆很重要的符号。罗店的龙船和一般竞渡形式的龙舟不一样，罗店的龙船虽然有一定的竞渡性，但更重要的是，罗店龙船非常华美，相关的音乐、服饰也都十分华美，展现出一种勃勃生机，很具有表演性。我们称罗店是“金罗店”，罗店的龙，实际上是上海传统农业文明向城镇文明、都市文明转化的一个代表。“金罗店”形容罗店镇，它留下了上海古镇发展的一个标本。所以罗店龙船是审美的竞争，极富观赏性。

　　“龙文化既是一种精神来推进农业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经济资源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真正的农业产业观，应该是将农业文化行为和农业生产行为融为一体的。”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从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去理解、看待和发掘以龙元素为代表的乡村文化？

　　田兆元：从神话研究和民俗研究的角度来谈乡村振兴，我们认为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民俗文化、振兴龙文化是很重要的文化行为，更是产业行为。那么，反过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以文化振兴乡村，以龙文化振兴乡村，以民俗文化振兴乡村。

　　这背后的一个话题是，农业文化是乡村振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文化本身，也是产业本身。

　　上海以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形象，都关系着农业的春祈秋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传统农业文化与产业的谱系。但是这样一种重要的农业文化，如今在农业生产中被“切除”了。与粮食生产相伴随的祈祷仪式和丰收庆祝仪式，也已经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没有太大关联。但真正的农业产业观，应该是将文化行为和生产行为融为一体的。

　　在今天看来，我们把龙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生产”，但其实，龙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产业。像端午节赛龙舟，绝对是端午旅游的一种重要民俗行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经济行为，有龙舟的地方，事实上也就变成了文旅产业的重要组成。所以我们看到，像龙舟，龙灯这样的系列活动，触发了不少地区变成特色乡村、特色小镇。我们上海拥有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文化资源，也完全可以把龙文化作为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来做。既是作为一种精神推进农业发展的要素，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在我国部分地区，立春春耕仪式，秋分祭报，冬至祭祖仪式，已经成为农业产业的有机构成。上海也可重视发掘这份重要的农业遗产资源。

　　“龙文化有时是静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动态的仪式生产和流动性的景观生产。要让上海龙文化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中担当起重要角色，未来还有很大空间和潜力可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一种传承，但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通过产品化来发挥它的文化功能，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价值。”

　　记者：不仅因为“龙年”，上海龙文化其实一直伴随和贯穿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生产的环境中，本身就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那从文化层面和产业层面，“龙文化”是否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田兆元：是的。主要是上海的工业、商业一直以来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所以没有把龙文化作为产业来挖掘，但在乡村振兴中，“龙文化”的挖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上海与龙文化有关的大大小小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贯穿农业生产四季，作出相应安排，甚至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联盟”，共同推进文旅实践的落地，比如像龙文化的旅游季、旅游周、峰会等系列，可以使得贯穿整年的乡村文化活动高潮迭起。

　　在乡村振兴中，它既有景观的生产，也有仪式的生产。有时候是静态的，比如说，形象雕塑；更重要的是一种动态的仪式生产，流动性的景观，像舞龙、龙舟。在乡村文旅融合中，有了景观才有可能产生旅游。现在文旅融合，仅仅有景观，没有仪式和节庆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龙文化就要落实到不同的节庆上面，落实到现在的二十四节气中，落实到很多中国传统的优秀节日上面去，让上海龙文化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中担当起重要角色。

　　记者：上海的乡村离城市不远，所以您提到的这些，它本身就是一个载体，让我们看到乡村和城市之间，可以在这个主题上产生情感和空间的关联，通过让城市市民参与到流动的景观仪式中来，去理解农业生产文化。

　　田兆元：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一种传承，但我们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将仪式和景观打造成系列的、可消费的文化产品，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价值，通过产品化来发挥它的文化功能。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乡村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把民俗和经济结合起来，把民生和消费、文化服务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发展民俗经济和弘扬经济民俗的观念，包括乡村周边的特产和特色，都可以在这样一个观念中实现有机结合。

　　只有这样，我们的市民来到乡村，不仅仅是看了一场舞龙，欣赏了一次表演；作为文化大餐，它集纳了整个乡村的各种元素，相关产品也布满乡村，进入到市民的家庭生活中去，真正做到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