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乡村成为富有价值的空间

　　“在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普遍更为重视乡村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强调通过振兴乡村和农业来解决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社会矛盾以及城市发展的过密化问题。”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春说。

　　无独有偶，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对六次产业化之后的城乡关系作出了明确预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六次产业政策，随着国家发展，乡村复兴都是必然的趋势。或者说，所谓六次产业，本就是乡村复兴这一国家地区发展规律和潮流的一部分。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乡村规划建设，普遍经历了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综合推进的转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文化保护复兴、乡村产业振兴以及制度建设安排等。其中，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是普遍的首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复兴，促进乡村成为富有价值的空间，实现乡村建设从被动的改造、功能提升到主动的、全面的特色塑造。”于春说。

　　据了解，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德国对村庄进行了更新，主要是支持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但由于这一阶段对村庄的公共补贴资金不少用于了街道扩建和建筑物拆除，造成了众多传统村落的历史肌理和遗存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世纪80年代，德国开展了“我们的乡村应更美丽”规划行动，以保持乡村特色和实现村庄自我更新为目标，对乡村形态和自然环境、聚落结构和建筑风格、村庄内部和外部交通等进行合理规划与建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的乡村更新规划更注重乡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更重视推动乡村居民的积极参与。

　　英国在二战后也同样开始了对乡村的保护与更新。英国制定了“乡村的发展与保护”政策，其中，“乡村中心居民点规划政策”对乡村地区更新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建设乡村中心居民点，推行紧凑型居民点规划模式，对选定为中心居民点的原乡村居民点实施填充式开发，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改善乡村住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面对传统乡村空洞化问题，颁布了振兴农业农村政策，开始在广大乡村地区建设新城来吸引人气、疏解大城市压力，同时带动周边乡村建设。结合一系列措施，使法国乡村社区重获生命力，乡村人口的数量不再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法国启动了“乡村整治规划”，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乡村设施，保护乡村空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欧洲农业担保基金(FEOGA)资助下，法国又针对发展较落后地区的乡村启动了乡村发展规划和设施优化规划，使乡村人口开始逐步回升。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法国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时，颁布了《空间规划和发展法》，设立“乡村复兴规划区”的区划类型，基于分区规划，推行以减税奖励为核心的新乡村复兴政策；2005年又颁布了《乡村开发法案》，对被规划为“优秀乡村中心”的市镇提供发展资助，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发展六次产业需保护乡村社会生态多样性

　　综览各国复兴乡村的历程，共同点在于都是着力于将乡村打造成富有价值的空间，彰显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日本提出发展六次产业，其价值指向也在于乡村空间。

　　这些经验，对我国不无参考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体量远非以上诸国所能相比，其复杂性以及在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乡村问题，在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之外更必须重视战略价值。

　　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危机的缓冲器。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多次危机，都在乡村空间得以释放压力。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农村能够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在现代化潮流下，我们不讲自给自足，但是讲多样性。乡村社会生态的多样性，保证了它的弹性和容错能力。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乡村的复兴，在发展第六产业、提升农村经济水平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保持其弹性和容错能力的必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社会生态多样性，变得僵化、单调化的乡村，只是另一种形态的贫民窟而已。

　　以此视角看，当下广受追捧的“淘宝村”业态，严格来说可能并无助于乡村复兴。它更多的其实是将农民改造为产业工人，将乡村改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车间，以单调的业态取代乡村原本丰富的社会生态；所有人的生计都吊在一个网络出口下面，全体乡村劳动力都依附于单一的网络销售渠道，它所构建的实际是一条十分脆弱的产业链。

　　如果说“一村一品”策略是发展六次产业、振兴农村经济的良好抓手，那么，“淘宝村”就是“一村一品”过度单一化、极端化之后的产物。用“乡村异化”来形容它的影响可能更为恰当。王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