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

　　我获悉自己被分配到了人称“新场西伯利亚”的唐桥小学，心里郁闷得不行，因为实在离家太远了，怎么去啊？

　　分配？当然，这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幸运。只要是大学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的，国家都对你的首份工作包分配。

　　1985年8月24日，我按照前几天接到的通知，上午要和唐桥小学的新同事们在乡中心校会合，领取全校学生的新课本、相关教学工具，再一道返回村校进行新学年开学前的分班、分书、备课等准备。

　　哥哥早看出了我的心思。那天清晨，他拉着我早早地赶到了新场镇上的一家经营外地品牌的自行车商店。为啥到外地品牌的店？因为那不要自行车票的呀！对当时的我家而言，有张购买上海品牌自行车的票实在是一种奢望啊。

　　一番左挑右选，哥哥掏口袋买下了一辆二十六寸的轻便自行车，我专用的哦。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辆福州产的“鹿”牌自行车，不需要“自行车票”，一百七十五元，外加车锁三元八角。钱，自然是哥哥做木工活挣的。购买自行车的发票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卧室抽屉里，发票背面有我当时用钢笔写下的八个小字，“大哥之恩，永世不忘”。

　　我很是欢喜、爱惜地抚摸着全新的自行车，正要向哥哥告别骑车前往中心校，哥哥叫住了我，从手上摘下了父亲给他戴的海鸥牌手表，轻轻地套在了我的左手腕上，“这是爸爸买给妈妈戴的表，我学木匠手艺时爸爸给的。现在给你戴，上班别迟到了。”这可是我家当时唯一的一块手表呀！我使劲地向哥哥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工作的第二年，我幸运地被评为了一九八六年度南汇县先进生产（工作）者，暑假里有幸随县教育局先进教师代表团赴首都北京休养一周。虽说这样的外出活动是奖励性质的，全程免费，可零花钱还是要的。临行时，哥哥硬塞给我两百块钱，一再叮嘱我想吃就买，别让人瞧不起。

　　事过多年我才知道，这钱是哥哥在我出发前的晚上，独自偷偷向老朋友、后来的“过继亲”国良阿哥借的！

　　那晚，他既内疚又忐忑地开着口，“我弟弟当了先进，要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需要些零花钱。可我手头实在没有啊，又不能冷他的心……等我拿到工钱了就还你。你千万别把借钱的事告诉我弟弟！”国良阿哥这段过了十多年后才无意间透露出来的话，让当时的我心头猛地一震，全身热潮翻滚，久久无法平复！这份兄弟间的情谊，更准确地说，是大哥对小弟的无私呵护，是世上任何财富都换不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