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的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也就是说，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在美国，上述溢价超过30%，即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比城市高1/3，才为农业吸引到了一百多万个家庭，而且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的生活和经营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前景要差得多，无论是生产经营方面，还是文化精神方面，重建乡村生活都面临更多障碍。

　　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多样性的缺乏，中国社会历来没有容纳多元价值的传统，一旦城市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占据主流，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在美国，一方面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却有大量保守教派几百年来始终避开城市喧嚣，坚持古老简朴的农业生活传统，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难以想象。

　　其次是土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假如未来农业能以高额溢价吸引来新农民，它绝不会是传统家庭农业，这样的溢价必须以远高于目前水平的单位劳动产出率为基础，那就意味着更大的农场面积，更高的机械化水平，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经营模式，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涉及土地流通、用途变更、契约与交易形式创新、投资与经营活动的制度灵活性和市场自由度提出高要求，当前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土地制度，显然难以容纳未来的经营性农业。

　　最后，要让新生代农民感觉到新农村是一个值得在那里安身立命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不仅自己能发展人际关系和享受各种现代便利与文化产品，也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学校，获得足以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成长环境，制度就必须赋予他们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社区公共设施并从中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只有当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建设社区时，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中国乳业问题何在？

　　□沈萌　　年初，国内一些地方纷纷出现奶牛养殖户“倒奶杀牛”的现象，而同时在市场的另一端，进口奶粉或以基粉出口或以海外代购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本土乳业，既不缺乏像伊利、蒙牛、光明等大型品牌乳企，同样，伴随消费者消费能力和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也不缺少庞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但为何中国乳业仍然会出现一边倒奶杀牛、一边进口激增的局面呢？

　　以往，我们都会认为，企业乃至产业的发展，完全依赖打造品牌、培育规模，因此，中国的乳业品牌不仅上了太空、进了电影，还赞助了奥运和登月，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得到极大的拓展，而中国的乳企无论是一线的伊利、蒙牛、光明，还是二线的三元、辉山、燕塘，以及从事奶粉生产的贝因美、雅士利和从事奶牛养殖的现代牧业，都已经登陆资本市场。可以说，在建立品牌、扩大规模上，中国的乳品行业做得并不差。那么中国乳业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在分析其原因前，不妨先看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在我所居住的北京某小区外，常有一位中年女子会驾驶着三轮小摩托，每天下午都几乎准时在四点半，出现在排着长队、翘首以待的人群面前，为什么他们都愿意不分寒暑地等着购买这中年女子一没品牌、二没标签，甚至还可能没有食安检验的私贩牛奶？这些买奶人的答案，颇值得玩味：她卖的牛奶，上面会漂着一层油皮儿，喝起来有“奶味儿”。

　　第二个案例，是日本老牌酱油企业、“万字酱油”的酿造商——龟甲万。虽然，中国是酱油的发明地、也是全球最大的酱油生产与消费国，但以龟甲万为代表的日本酱油却垄断了中国内地之外的国际市场，因为中国年产的500万吨酱油中，80%属于酿造周期较短的中低档低盐固态酱油，而日本酱油的90%均采用传统工艺酿造，因此其蛋白质浓度2倍于中国酱油。

　　第三个案例，南京的一位准妈妈，在孩子尚未出世时，就花精力研究全球的奶粉品牌，并最终在100多个品牌中选了来自新西兰的牌子，并在孩子出生前，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囤积了大半个房间的该品牌奶粉。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国产品牌时，准妈妈反问：“国产的，当然没考虑过，这还用说吗，哪个父母会舍得喂孩子国产奶粉啊？”

　　通过这几个案例，其实不难看出，国内乳制品经过多年的发展，消费者要求不断提高，规模、品牌并不再是唯一参考条件，在选购乳制品时关注或考虑的重点逐渐偏向质量和口碑。

　　因此，中国乳业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跑马圈地或者持续花样翻新，而是真正地沉心静气、抛却心浮气躁，认真磨砺乳品产业链各环节的真功夫。食品安全，事关健康，是头等大事，投机取巧不会被市场所接纳或认可，既然犯过错，就勇敢承认，并认真改正，重新树立国产乳品的声誉，不在于花了多少广告费、请了什么明星代言，而是要让消费者真正看到企业是在脚踏实地地做事、真挚地在为消费者研发、生产可以让人放心的商品，这才是中国乳业挽回市场信心的唯一选择。

　　奶农倒奶杀牛，并非消费者狠心，但谁也不会牺牲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去做善事。当我们看到“倒奶杀牛”发生、体谅奶农不易的时候，是否也曾追问过，这些被倾倒的牛奶是不是有添加剂、被宰杀的奶牛是不是充满抗生素？当奶农心疼因为“倒奶杀牛”而亏蚀本钱的时候，是否也曾追问过，自己生产的牛奶有没有动过什么手脚、自己饲养的奶牛是不是做到科学饲养？

　　中国乳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品牌和规模，而是更深层次的质量和口碑，无论是乳品企业、还是奶农，只有放下追求短期利益的浮躁、才可能找回认真做奶的初心，而这初心才可能被消费者拿来将心比心，如同钱买不来健康一样、钱同样也买不来信任，所以中国乳业现在面对的问题既不复杂、也不难解决，但是需要时间来证明。

　　农村人为什么又开始喜欢生女孩了

　　□西坡　　“女孩对父母更加关爱，心比较细”，这句话由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出来，似乎与一般父母说出来意义不太一样。杨文庄强调的是国人生育观念的改变，很多地方对女孩的喜爱程度在上升，尤其是农村地区比较明显。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并时不时返回农村的观察者，我的观感与杨司长的判断大体一致，即这几年农村人确实更喜欢女孩了。但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性别歧视被消除”“生育观念在进步”等，而是有更实际的动因。报道里也说了，“男孩娶一个媳妇确实要花许多钱，女孩在这方面，父母的负担就轻一点。”

　　以前农村人重男轻女是要养儿防老，但是儿子长大之后，农村人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厢情愿的打算。还没有等到儿子给自己养老，自己却先为儿子娶亲背上巨债。近年农村地区结婚彩礼数额迅速攀升，经过媒体的报道，天价彩礼的故事已为国人遍知。

　　城镇化的负担通过代际剥削的方式，转嫁到一辈子辛苦务农、打工的农村老一辈人身上。他们终于体会到“儿子的代价”。为什么农村彩礼这几年疯涨？有人说是由于越穷越攀比、越爱面子，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残酷的市场法则，供求关系变了，男多女少，娶老婆自然成了卖方市场，据报道，山东某地区适婚男女青年比例达到惊人的4：1。

　　儿子沉重的结婚负担，让农村人念起女儿的好。观念改变的结果似乎是好的，男女更趋平等，但原因却令人五味杂陈。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农村人因为意识到性别歧视是不对的，所以更喜欢女孩。而由于经济学上供求关系造成的观念改变，似乎让人很难承认这是“进步”。

　　我想说明的是，对于“文明观念的普及”来讲，理性总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指望一种文明的观念自己具有征服世界的能量，似乎总是很难。而一些“不文明”的因素却能促成某些文明观念的普及。大喇叭喊再多遍“生男生女都一样”，都不如彩礼钱对农村人观念的改变有效。

　　为了防老而生儿子，为了日后没负担而生女儿，无论怎样都达不到康德在几百年前为现代世界规划的境界——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当然，我们也无可苛责当下的农村人，他们中又有几个是一向被作为“目的”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