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平 李宗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尽早实现从农业穷国到工业大国的跨越，中国逐步构建了城乡隔离、工农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抽取农业剩余，为实施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提供了资本积累和物质保障。其结果一方面在较短时期内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带动了一批工业城镇的兴起，另一方面侵蚀了农村发展后劲，导致许多乡村陷入贫困。1970年代末期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增色，但城乡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非但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反而城乡差别的许多核心指标逐渐拉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要素收益差距愈加显著，城镇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生产要素的趋利本性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镇，一些乡村景象日趋萧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有些人本能地认为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政策契机搞好自然村建设，特别强调“一个都不能少”。从表征上看，这个观点无可厚非，尤其对那些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而言，眼看着自己熟悉的村落一个个凋零甚至消逝，难免心存恻隐，试图“原汁原味”地保留每一个自然村。但是，深层次剖析发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受政府财力所限，短期内很难同时振兴每一个自然村。民政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行政村总数为69.2万个左右、自然村约261.7万个。面对体量如此庞大的自然村落，尤其在全球经济景气下行、国内艰难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压力下，在国家财政赤字逐年攀升、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恶化的不利条件下，现阶段政府对每一个自然村都投入充足资金显然力不从心。长期来看，随着政府财力不断累积，才能考虑振兴更多的自然村。

　　其次，受客观规律支配，一些自然村的振兴之策在于整体搬迁。回顾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乡村的繁荣衰微与城市的扩展收缩，均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非人为力量所能抗衡。虽然行政干预可能会暂时性发挥作用，但无法更改其兴亡的总体趋势。目前中国行政村平均常住人口不到1000人，自然村平均人口不足80人，且几乎均为“三留守”人员。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素质上看，该群体都无力支撑乡村振兴大业。近些年中国年均成百万上千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农村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失，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兴旺发达，也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凋敝进程。一些自然村落地处偏僻，村民大量流失，败落之势明显。针对此类自然村的振兴，明智的选择是整体搬迁，而不是过多纠结于原地振兴再追加无效投资。

　　最后，受成本效率约束，有些自然村的振兴之路在于撤销合并。暂且不考虑有无足够财力保障每个自然村的建设投入，即使具备一定的财政实力，但对数量如此之多的自然村平均投资，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何况公共服务设施运营都存在规模经济问题，如果相应的消费群体达不到既定规模，始终要依靠政府不断追加后期投入，明显不具备可持续性。其实，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自然村已经闲置多年，长期无人居住，如果继续通路、通电、通水、通网，不仅浪费宝贵资源，也产生不了什么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反，还可能对乡村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次生灾害。有学者调研发现，当学生人数在400-1000名之间时，一所小学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否则，学校的实验室设备、体育设施、操场校舍等都只能低效运营。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运营均需考虑成本收益约束问题，因此，一些留守村民很少、彼此距离较近的自然村应该考虑通过撤并扩大规模，提高综合效益，而不能囿于对“一个也不能少”的机械理解。

　　（摘编自《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