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阿加 文字整理：丁惠忠

　　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我老家的乡村历来默默无闻，却又像贴在长江入海口近旁最新鲜的一滴水。只要上游裹挟泥沙奔腾而下，沉淀出土，成一方陆地向东海延伸，入海口就不断地推进。那滴水，永远恒守在岛屿，滋润着家乡小镇。

　　◆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小镇度过的，经历了一段务农的日子，然后进入当地企业，接着去了外省工作，后来又回到上海这个城市。这一路走来貌似迂回曲折，其实是一条一直向前的道路，简单地说，即是从乡村迈入城市。但如今与你聊及一些内心的想法，我觉得最值得倾诉的还是留在村庄的那些记忆。

　　坦率地说，刚回到村庄的时候，感觉村里的生活与教科书上不一样，哪里有陶渊明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诗意画一般的美诗佳词。给予我最初的印象，目睹父辈种庄稼的艰辛勤劳，夜晚背脊躺倒床铺就睡着了，累得有关儿女长大后出路的心事都顾不上想一想，一年收成的低廉，物资匮乏，生活窘迫，以及精神方面的贫乏，自然给我带来一种沉重感。

　　这些冲击力还是蛮大的，免不了受到一些影响，我就考虑如何换一种方式承载自己的生活。当时想法很简单，与村庄里男人比身体，我不及他们长年干庄稼活经受过磨炼，一二百斤稻棵子从稻田挑到社场，一根扁担在肩膀上稳当当，从左肩换到右肩只需头颅一偏一晃，四五里路不歇步。

　　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正赶上秋收，稻棵晒过几日太阳，要运到社场脱粒。我的稻棵份额被父亲匀出一半，拴在他挑的担钩绳上承担。我挑着两小捆稻棵跟在父亲身后，距离一点点拉远。我的父亲身材魁梧，他一只压担的肩膀耸立，扁担两梢沉下，弯成半圆形，两头的稻棵几乎着地。多亏他身高、肩膀的耸动，扁担弹性随着脚步节奏，才不至于让稻担子扫泥扬尘。

　　收工回到家，父亲趁夕阳尚未落尽，又去宅前自留地刨地。母亲烧熟晚饭，我唤父亲停工吃饭，他才算结束一天的活。

　　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我提前提一桶水给父亲洗脸。父亲外衣一脱，擦拭上身，三两下工夫，便将毛巾递给我。我站在父亲旁边，见他的背脊是焦黄色，肩膀的皮肤着色更重，像是贴上了另一块皮肉。是老茧，掉过了多少层皮，仿佛庄稼移植到父亲肩上开出花结出果。

　　我等着倒掉桶里的水，在一侧静静地盯着父亲。感觉正值壮年的父亲，他流淌的汗一定超过这桶水。父亲在家里从来不说，但庄稼和村庄记得，我也终于知道了。

　　我有了离别村庄的念头，想用自己的“出息”减轻父亲肩上的重量，也向往外界天地，去装载自己的梦想。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正式参加工作，有了第一把单位钥匙。记得2004年秋天，我工作时间最长、近八百名员工的工厂，被收购了。那时候我已经借调上级部门近两年时间，收购单位出一纸申请报告，将我召回。我移交办公室钥匙，去了上海新单位。

　　这一次，那两把钥匙，留在我身边时间最短。曾设想过一个场景，要是我不愿意去新单位，抛开机关借调这层组织关系，我自谋去处，结果会怎样？

　　总听人谈起人生有转折点，如何影响人，发生什么变化？平添一些揣测不透的预期，我一般不抱多少热望。我参照过往经历，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那家工厂厂办主任岗位停薪留职，远走珠江三角洲城市工作多年，先后任职外资、民营两家公司，头衔贴着“经理”标签，终究是香港及当地老板的一个外来雇员。几年以后，我又回到工厂做原来的工作。

　　我多年来去之间，窥见外面世界有辽阔的一面。不过人处一隅，所求毕竟有限，本色生活，自然而然，通常也最简洁明了。待过十几年的工厂，一串磨损发白的钥匙留给值班人员，换取新单位大小若干的钥匙。

　　年纪上去，我的心和脚步跨越半径一点点地缩小，世界并不是原先认为的那么大，人生的锁，也没有几把让我解得了的。

　　在上海工作十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留在村庄的记忆全部活泛起来。

　　那次我的家人捎话，村庄里一位亲戚突发脑溢血离去了。我回村庄参加葬礼，凑巧碰到外村一个朋友杨胜摇。想不到胜摇与逝者家属有亲戚关系，这样我与他又多了一份热络。他半白头发，人也胖了，毕竟有约二十年未见，我差点认不出来。

　　胜摇原先在我工作的工厂附近开过一家摩托车修理铺，生意挺不错。那时农户早已承包责任田，收入明显提高，许多人家造了楼房，购买现成家具，添置家用电器，而年轻人几乎人手一辆摩托车。他干过几年后，摩托车修理铺关掉，去小镇租赁了新房子，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店，请了几个技工师傅一起干。从中看出乡村生活条件大变样，几乎与城市同步迈进了汽车时代。

　　◆又过了一些年，农田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开办农民合作社。胜摇又一次抓住机会，租下村庄千余亩土地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吸收了部分农民进行大棚蔬菜种植培育工作，每月发工资。他的定点菜篮子工程车直放上海，为市区居民送上各种有机蔬菜，还可进行网上订购。

　　其实像胜摇这样扎根乡村，热爱乡土，做出一番成绩的人还不少呢。我看见一些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都是我同一个村庄里的庄稼人，甚至从未走出过村庄……那天晚上我几乎无眠，睡在拆迁后借居外村房子里，从原村庄东头想到西边宅子，一家家有多少老人，借居外乡外村日子过得怎么样？

　　村庄里逢年过节才能看到年轻人，他们进城读大学，留在城里工作，且大多掏光家底买了房子，结婚养育下一代。有不少年轻人进城打工，多半与村庄疏远了。就连曾经木匠、泥水匠等手艺人，也纷纷离别村庄，进城开出租车，或在建筑、物流等行业做事。木匠孙兄与我说过知己话，他言没有庄稼地，种不上田，乡村又缺活干，活命就得进城。否则天天看老婆脸色，买包烟还向女人伸手，真想剁掉自己那只手。

　　孙兄将斧头、刨刀、锯子打捆寄存在亲戚家，去城里开出租车。休息回乡，他惦念那些木匠工具，他取出做了几张小板凳，送给亲戚家邻居小孩子。他说这双半路握方向盘的手，仍可操持木匠手艺，活得值了。

　　这群离乡谋生者，就有不少与我一起长大的左邻右舍，一个村庄里熟悉的好兄弟。他们别离土地，暗生乡愁，却不善言表。

　　我回老家偶尔见到他们，并没有感觉这群被逼走的村里人衣锦还乡，仍如以前种地一样素朴，安静，像一卷大地佛经，只是延伸到了喧哗的城市，很难与城市节奏、气质、文化完全融为一体，甚至连过客都算不上。好在尚有后路，拆迁时不能用货币流通的宅基地房子，可以置换到作为市场买卖的商品房，况且有增值余地。但我看得出，这并不是他们特别紧要的东西。庄稼人最忌讳闲着没事干，有事忙，生劲道，讲究个活得其所。

　　稍后，村里人全部拿到了小区安置房，结束了那种租房居住的特殊岁月。

　　过后不久，我又一次奔丧，心有戚戚。七十六岁的叔伯姐夫志哥是一名乡镇医生，上世纪九十年代辞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租在外村两间平房内，就他一个人。在当地，镇、县城或市医院医治过的病人，花不少钱，回家后仍有这样那样的病情，便去志哥诊所碰运气。结果治愈了一些患者，医疗费低廉，志哥的医术水平被传开了，成为村庄名医。志哥行医数十年，口碑载道，广结善缘。那天是志哥大殓日前晚，我赶到小镇殡葬场所，听其家属说，中、晚两餐开了63桌，除亲戚、一个队里的邻居外，来吊唁的人，有曾经的患者或其家属，以及志哥生前给予帮助的友人。

　　◆自从村庄拆迁以来，我每年要回去参加几次葬礼，村庄里老人像是排着队一个个离世，他们的儿女拿出干庄稼活的劲，百般体贴照顾，终究还是痛失亲人，再也拉不回人间。走向墓地的泪水，多像父辈当年种地洒下的热汗，一切又归于泥土。

　　我与村里大伯大嫂闲谈，他们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悲哀，说是人歇下不种地，筋骨不舒展了，土地神见不到大地供奉粮食，人就留不住世间。这些言辞，明显带有村庄老人的说笑。我从中觉得他们对人生了如指掌，乐观看待自己的暮年，最终仍有这片大地接纳，他们知足而感恩故土。

　　在小区居住，我见很多老人在腰袋或系皮带的裤子扣带挂一串钥匙。可有些老人出门习惯不锁门，即使一只塑料面子钱包里装着一把钥匙，他们坐在楼前与同楼道老人聊天，或在小区近距离走走，用一块毛巾缠绕在门把手上，将门虚掩着。

　　仍像住在村庄里，有锁也不锁门。他们常说不是一个村庄拆迁户混居，还不都是一块土地上的人，锁了门，钥匙找不到反而麻烦。

　　我村庄里一位要好的兄弟告诉我，他和他的爱人各有一把父母家的钥匙，随时可以开门进屋。如白昼，门不会锁。要是他从城里回来晚了，父母已睡下，打开门进屋，他年迈的父亲听到一点动静，马上开灯。从敞开的卧室里，灯光满溢而出，像是一种召唤，儿女亲人的心是温暖的。

　　锁与门是一体的，钥匙直接插入锁孔，旋转几圈就可打开。这位兄弟的父亲怕开锁，干脆不锁门。这有点像他父亲的为人，对人和事从不设防，观念里是没有锁的，心灵的最大慰藉，莫过于有一把钥匙陪在身边，这是一个家。

　　自从搬到小区居住，他的车上放着父母家的一把钥匙。有一天，他跟我说起一件事，他即便开锁进门，摁亮一盏灯，也是一样的冷冰冰。他独自在客厅坐上一会儿，燃一支烟，想起耄耋之年的父母，相隔一年先后突发疾病走了。

　　一个人的秘密，纵然奔走千里万里，归来就是一块小小的地方，携带着不足量的钥匙，也已找不到那把锁所赋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