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我，如今在家乡的县城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当初中语文教师。我带的班级年年被评为先进班级，学生们都知道我不但语文课教得好，还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我们市作协会员。校方和家长都说我是一名好老师，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其实并非师范学校科班出身。
我是一名没有挤过高考独木桥的落榜生，还在老家种过地。能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在上海的十年打工经历，更准确地说我从一个高考落榜生，最终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得益于我在上海打工时参加了一个名叫虹桥镇外来建设者读书会的组织。时光荏苒，2018年正好是读书会成立20周年，由此我更加怀念我在上海打工时，参加读书会的那些燃情岁月。
●我父亲死得早，家境一直不是很好，母亲辛苦把我们兄弟俩拉扯大，并竭力供我们读书。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考真是太难了，复读一年的我仍名落孙山。而母亲为供我们兄弟俩的读书不仅欠下了债，而且年龄日渐大了，种地一天天力不从心。于是我放弃了再复读一年的机会，回家帮母亲种地，供上初中的弟弟安心上学。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家中也就那么几亩地，没有因为多了我这个落榜生帮手就增加了收入，只是减轻了一点母亲的苦与累。母亲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靠种地你何时才能攒够娶媳妇的钱呢？我倒很看得开，对母亲说，娶不到媳妇就打一辈子光棍呗。母亲则伤心了，说如果娶不上媳妇，怎么对得起长眠于地下的父亲。那段时间回乡落榜生的痛苦我一一经历，其中更大的苦闷来自于偏远乡村的闭塞和文化贫瘠。
天无绝人之路，随着打工潮的兴起，离上海很近的苏北老家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青壮年南下上海打工。我的一位远房堂叔就在上海闯荡了好几年。趁他正月里回老家我去拜年，死缠硬磨让他带我去上海。堂叔一个劲地摇头，劝我说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非常无奈。还是我母亲和他说了一大堆好话，堂叔才勉强同意，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好找，去了只能碰机会，让我要有耐心等，更要有找不到工作的心理准备。
应该说我的运气还不错，来上海没几天，正赶上堂叔打工的阀门厂扩招，这时我的高中毕业证帮助我力压其他求职人，应聘成功。我成了一名翻砂工，活很苦也很累，但年轻的我很快就适应下了这份工作。工资不是很高，因为厂里管吃住，感觉还是蛮好的。
●打工的日子过得还真快，一转眼四年时间过去了，我用我打工挣来的钱供我弟弟上完初中上高中，也改善了我家拮据的经济条件，大大减轻了母亲的负担。母亲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在一直催促我赶快找女朋友，眼见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打着光棍真不是个办法。
要说我心里一点都不急，也不全是。怎奈自身所处的打工环境摆在那里呢。阀门厂的工人几乎都是男的，有几个女的又都是上海阿姨，年龄偏大，想都不要想。工余时间，我一般躲在门卫室里，和门卫爷叔处好关系，蹭门卫室的报纸看。后来我发现镇上文化站的图书馆里也有报刊杂志可看，尽管是收费的，但进去一次也只要三角钱，赶上休息日我就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上一天报纸。
我意外地看到《新民晚报》新开了面向我们来沪打工人员的“七彩民工”版，还向外来工约稿。读书时喜爱写作文的我从日记本里选了几篇，修改润色后给民工版面投稿，居然发表了，还收到编辑老师的回信，鼓励我多写。我在门卫读报纸的时候，门卫爷叔说这有几本免费送的《打工族》杂志，我要是喜欢看就拿去，于是我又多了一块投稿的阵地。
我是在1998年4月份的晚报民工版上看到一条很短的新闻，报道虹桥镇成立了一家外来建设者读书会，每周举办一次活动。问了一下门卫爷叔虹桥镇在哪里？爷叔说远着呢！我们这儿属宝山区，在上海北面，而虹桥镇在闵行区，上海西南方，赶过去要转乘好几部公交车，估计要小半天时间。听门卫爷叔这么一说，本想过去看看的我也就放弃了。读书会的活动在周六晚上，那么远，参加完活动，回来连公交车都没有了。
●既然路远，没有参加的可能，工作一忙我就把读书会的事给忘了。不想在当年的十一前后，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海纳百川”节目里，连续听到虹桥镇外来建设者读书会和虹桥镇文化站外来建设者艺校的会员、学员们连做了三个月直播节目，感觉这个读书会活动办得还是很红火的。我的堂叔偶尔也会听到这个节目，已婚的他说在节目里听到有很多打工妹在参加活动，怂恿我去加入读书会，没准可以找到另一半。
我笑说这样参加读书会未免动机不纯了，关键是路太远，不管是艺校还是读书会活动，都是晚上举办，这咋去呢？堂叔反问这也叫远？出上海了吗？乘不到公交车，可以骑自行车去，总不会远过我们从家骑车去县城读高中的路吧。堂叔讲的确实有道理，但想着摸黑骑那么远的车，我还是难以把想法付诸实施。
1999年，在庆祝完建国50周年之后，我注意到上海的许多媒体都开始关注读书会，先后对读书会进行了报道。其中《新民晚报》报道说，一个丁姓外来打工者，从金山地区踏车三个多小时，赶到虹桥镇参加读书会活动。这个对我触动很大，我向门卫爷叔确认了一下，知道从我的住地宝山骑到虹桥镇两个小时足矣，看来比起报纸上宣传的小丁还是要近得多。
心动不如行动。11月末，一个初冬的周六下午，四点钟开始，我踏车一路南下，带着地图，找不到路就查地图。总算在六点钟前赶到了虹桥镇，走进了当时读书会的活动地——老虹桥镇政府二楼一间会议室里。有两点我记忆深刻，一是我填签到表的时候，读书会的许副会长知道我的名字，说经常看到我在晚报上发表文章。二是，那天读书会请了一名大学老师举办讲座，给会员们介绍澳门的前世和今生。想到澳门回归在即，我立刻把当天的讲座写成了新闻报道，很快刊发在晚报“民工”版上。这让我的名气在读书会里更响了。
我填了入会表正式加入读书会，但毕竟路太远，一晚上来回骑车要四个小时太累，另外我的休息也不是固定在周六，有时需要加班，我只能放弃。难得去过几次，都让我有所收获。2000年的夏天，我去读书会参加活动，正好碰到因参加读书会而喜结连理的一对新婚夫妻在给会友们发喜糖，我把这个写成新闻也发在了晚报上，编辑老师直夸我这篇新闻写得好，生活气息浓。还有一次，我因路远去得晚，正好碰上《劳动报》的记者到读书会进行采访，于是我也成了路远不辞辛苦参加读书会的典型，被记者写进了新闻报道里，上了《劳动报》。
●参加读书会的会员，基本都是和我一样有着初中或是高中文化的来沪务工者，在指导老师胡老师的指导下，坚持周六晚上举行读书学习活动，提升了我们这些外来工素质，开阔了眼界，也促成几对美满好姻缘。给我震动最大的是一位也常给民工版和《打工族》杂志写稿子笔名草木的会员，尽管高一未曾读完却通过参加华东师大的中文自考，拿到专科文凭后又接着考本科。
这个让我非常汗颜，人家高一都未读完去考大学文凭，我高中毕业还复读了一年，基础比他扎实，起点比他高，却没能想到参加自考，真的让我感到惭愧。所谓知耻而后勇，在一次读书会聚会活动上，我特地向草木会友作了咨询，弄清楚了自学考试是怎么一回事。在上班、写稿子的同时也走上了艰难的自考之路。
当我即将拿到大专文凭的时候，我们的阀门厂也因为经营不善，开始裁员降工资。单身的我日子还好过一点。我的堂叔携家带口，就很难坚持下去，不得不辞工自己开了一家超市维持生计。我虽然还继续留在阀门厂，但心里明白这里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另谋生路。
在参加读书会活动中，我认识了我们老家管理民工子弟学校的驻沪负责人彭主任，他告诉我为了提升教师素质，也为了减轻执教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后顾之忧，他们每年会组织相关人员到上海来进行教师资格证书的考核工作。
以我的性格和特长，做一名语文教师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当即表示我也想参加考试。彭主任说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至少要有大专文凭。我为难了，问自考的文凭行不？彭主任说可以呀，国家承认的学历都可以。我说我自考还剩最后一门课，等我拿到文凭再找你参加教师资格证书考试。说来还真巧，2001年年底拿到自考证书，2002年年初我又在《打工族》杂志社举行的作者见面会上，巧遇彭主任，于是通过严格的考试，我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初中语文教师资格证书。
人都说该来的总会来到，阀门厂裁减了最后一批外来工，我也名列其中失业了。在读书会里一位安徽会员介绍下，我到他任音乐教师的民工子弟学校，如愿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民工子弟小学的条件艰苦，我是学校唯一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老师。为此校长答应开给我的工资要高于其他老师，当然我教的课程也非常重，除了任六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外，我还兼任四年级、五年级的英语老师。课程之重、工作量之大，也远超过我记忆中老师的工作量。
教书工作没有我想象中诗意，但我不能误人子弟，还是尽心竭力地做好教书工作。心情有点糟，勉强把一学期教完。校长没有兑现他许诺的高于其他老师的工资，于是我跳槽到了另一所更加正规的设有初中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回想那一学期的教书生活，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当时的女友张老师。
张老师是位山东女孩，比我进学校稍晚，中专毕业的她任三年级班主任。她也是听说了读书会的大名，又听说我就是会员，非要我带着她去参加读书会活动。几次活动参加以后，同来同去的我们就在老师同学的议论声里谈起了朋友。所以我能收获人生中的爱情，也和读书会有一定关联。当我与张老师在双方老家举行婚礼后，又特地在上海请读书会的老师和会友，和几个关系不错的老乡喝喜酒。
婚后，我当初中语文老师，我老婆则进了一家物业公司当文员。我们在我教书的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过着和当时许多外来工夫妻一样清贫而快乐的打工生活。老家的母亲感到特别开心，因为我弟弟考上大学了，我也娶上了媳妇，我们家的苦日子熬出头了。
●2004年夏天，《打工族》杂志举行的法律演讲征文比赛揭晓，我的征文获奖。暑假里，我也因此被选中参加到市里指定的乡镇进行巡回演讲。这其中就有虹桥镇，演讲设在虹桥镇新落成的文化中心内。随着虹桥镇老政府的拆迁，读书会的活动场所也搬迁到了文化中心。我站在演讲台上，深情表达了对虹桥镇和读书会的由衷感谢，感觉到了虹桥镇就像回到娘家一样，令我的演讲充满激情。那次演讲确实比在其他乡镇成功。
我的巡回演讲刚刚结束，意外接到学校因拆迁而停止办学的通知，加之怀孕的老婆临产在即，未及和更多的人告别，我依依不舍离开了打工十年的上海和参加过的读书会，匆匆回到了老家。当时的想法是等老婆生下孩子后，再闯上海滩。没想到9月1号开学前，彭主任找上了门，说他和几位朋友合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正在招聘老师求贤若渴。于是我进了我现在执教的学校，一教就是十几年，如今连我的女儿都上初中了。
由于当时走得匆忙，到了老家后，又换了手机号码，与上海的朋友大多失联，包括读书会的老师和会友。有时我会通过网络看到读书会的一些相关报道。通过一家上海的报纸编辑，要到了草木的手机号码并加他QQ号，自此算是和读会书又联系上了。正是从草木那里知道，读书会将于今年举办成立20周年庆典，于是我决定重返上海参加庆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