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作为一种正在使用着的活态生产生活基地，传统村落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逆转性，因此对其保护必须以一种活态视角介入，通过对其外在表现与内在价值的探索，挖掘其中承载着的中华文明标识基因宝库。

　　□蒲娇

　　作为“文化容器”的传统村落，其价值从单一建筑遗产到综合性遗产被逐渐认知，并在今日与遗产谱系中的自然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未来遗产、记忆遗产、数字遗产等其他类型遗产产生交集与碰撞。作为另一类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中所蕴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最为显著，两类遗产在此相互融合、彼此依存，共属同一文化与审美基础，形成地域特征显著的文化整体。

　　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原生性基因”。从“民间古俗”“残存文化”到“民众的知识”“民间的智慧”的称谓转变，体现出社会层面对民间文化认知深度的变化。反观催生、促发、传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村落，也从落后的、原始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代名词，转变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母本”“摇篮”与“基因库”。例如，传统村落中蕴含村落选址、风水格局、发展规划等先民智慧，历代民众在村落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气候、环境变化又作出各种调适；公共建筑、民居建筑、文教建筑等建筑遗存，古井、古树、桥梁等文化景观，各类可移动文物、低级别文物以及未定级文物在传统村落中遍布，既是对不同时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的“凝固”表达，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流动”体现；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对传统工艺与地方材料的使用，深刻表达了“人—地—物”之间和谐共存的思想，展现了生产力的革新与历史进程的嬗变。毋庸置疑，今日依存于传统村落中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众情感、经验、价值、审美等地域集体认同的内在体现，同时也是乡土向世人传递中华文明的外在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复合性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单纯的文化概念，而是掺杂了政治经济和人伦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浓缩了的文化生态系统，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依附文化空间存在时，才会彰显其地域性、民族性、活态性、传承性等特征，进而体现其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根本。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并非说明其与“物质”无关，反而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物质载体或媒介作为依托与保障，进而反映其内在精神与外在价值。因此，在提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文明标识时，除了关注其无形部分，还需聚焦其与传承发展相关的农耕文明智慧的原材料、制作工具及作坊店铺等。

　　优秀精神类遗产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弥漫性基因”。传统村落的精神类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已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它们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传统村落厚重鲜活，经过代际传承流传至今。例如，在崇拜祖先、礼敬亡人中强调慎终追远、木本水源的根脉意识；在纪念先贤、追思良儒中传递着对乡土作出巨大贡献人群的情感认知；在酬谢神灵、祭祀仪式中表达对灾难的禳避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耕读继世、忠厚传家中遵循着族规家训，恪守着乡规村约。总之，在大多数精神类民俗与口头文化中都传递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教人向善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也会将一些对朴素世界观和宇宙观的理解蕴含其中。此类精神遗产多以彰而不显、弥漫性的状态存在，潜移默化地承担着维护乡土社会秩序、制约失德行为的功能。当下，精神遗产被赋予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随着移风易俗工作的大力开展，其逐渐从日益远离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遗留物”转向“再民间化”的综合性文化载体。

　　部分传统村落（寨）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村落中各民族广泛交往、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一处处美好家园，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在少数民族村落（寨）中，传统工艺、仪式、信俗、图腾、节日、服饰文化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标识文化闪耀其中，充分阐释了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与重大影响。因此，关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寨），对于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