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江大保护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2026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长江“十年禁渔”已进入后半程。调研认为，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其“三场一通道”保护、渔民转型、智慧禁捕、渔文化传播等实践，对理解长江大保护“全民共治”格局具有窗口价值和示范意义。从长江口理解长江大保护，也为理解中国大河治理与长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东报调研组

　　走进位于崇明岛的上海长江水生生物科普馆，观众对长江口的了解，先从一条20多岁的中华鲟开始。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刘依阳常在课上向同学讲述中华鲟的生活史，讲述“中华鲟”名字的文化内涵。“中华鲟在海洋生活十余年，成年后回到长江口，跋涉数千公里，上溯至长江上游，选择水流湍急的砾石河底自然产卵，孵出的仔鱼再顺流游向大海。正因这种万里洄游长江的特性，人们赋予它‘中华’之名，并寄寓特殊的情感与象征意义。”刘依阳说。

　　北纬31°，长江口，咸水与淡水交接处，这里是中华鲟繁衍生息所必需的生命洄游通道。谈及长江大保护的重要性，绕不开对长江口的认知。“这里是整个长江流域唯一同时具备产卵场、育幼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四大功能的区域，被称为‘三场一通道’。”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原所长庄平说，其他同类区域最多只具备两项功能。四项功能俱全，这是长江口的独特价值。

　　这意味着什么？长江全流域180万平方公里的营养物质随径流汇集于此，造就了鱼虾蟹密集分布的天然繁育天堂。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大闸蟹天然繁育场，刀鲚、鳗鲡等江海洄游鱼类，在此完成从淡水到海水的过渡与适应。庄平说，长江不是一条河，长江是一张“生命之网”。而长江口并非末端，它是整条流域的枢纽。从保护“三场一通道”的生态功能出发，是理解上海开展长江大保护工作的起点。

　　长江口的消息

　　3200平方公里长江口水域，如喇叭口般向海洋延伸，这里也是水生生物多样性非常脆弱的区域。自长江大保护开展以来，长江口水生资源监测，成为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数据直接反映长江口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也支持着全长江流域的科研与决策。

　　“捕捞渔船和渔网没有了，洄游通道打通了，鱼类恢复效果也出来了。近五年来，长江流域监测到特有鱼类134种，比禁渔前增加了25种，鱼类资源量整体增加39%。其中，长江口监测到109种，资源量稳中有升。”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建辉说，“从近五年监测数据看，长江刀鲚的恢复效果明显，2023年平均体长在12厘米，2025年汛期体长达到26厘米，资源量是禁渔前的4倍以上。”

　　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在杭州湾点位的监测数据显示，鳗苗资源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历史上，长江鳗鱼产业曾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名，年出口额达数十亿美元。但鳗鲡苗100%依赖天然苗种，禁渔前，长江口约60%的鳗苗被捕捞。现在，捕捞压力消除，鳗苗资源量比禁渔前增长了5—6倍，养殖业发展得到了彻底扭转。”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原校长潘迎捷介绍。

　　“定居”在长江口一带的江豚数量正在上升。江豚也是长江水生生物食物链顶端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社会群体对它的保护意识明显提升。《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最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426头，而2017年是1012头。“江豚种群活力提升，多次监测发现，大小江豚组成的家族群活动，单次最多能观测到8头，活动范围也明显扩大。”吴建辉说。“但仍有遗憾，中华鲟保护尚未见到明显成效，这不是上海努力不足，而是全流域叠加影响的结果，我们始终期待中华鲟保护的好消息。”庄平说。

　　同样是洄游性鱼类，国内外研究者持续关注中华鲟。对于这种生命线路涉足江海的巨型洄游鱼类，人们很想揭开神秘面纱，探寻它们的生活史。“我们通过建立观测模型，借助卫星标记等回传数据做标记研究，观测范围南达台湾海峡，北至朝鲜、韩国、日本近海，在这个大型集中洄游区内研究洄游路径。”吴建辉说，“目前，对放流中华鲟监测获得的最长回捕数据达5年。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它们在海洋中的生存状态，从目前观测看，它们的生活状态还不错。”（下转3版）　　（上接1版）

　　守护“三场一通道”

　　这些来自长江口的消息，是长江“十年禁渔”的成效。但好消息之外，还要看到，“十年禁渔”所应对和解决的过度捕捞问题，仅仅是影响长江生态的核心成因之一。2026年7月9日，庄平以通讯作者身份在Science刊发《长江保护需从“全面禁渔”迈向“精准生境修复”》的观点受到关注。文中提到，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水体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等，是过度捕捞之外，同样破坏长江生态的核心因素。

　　“十年禁渔是手段，是阶段性措施，但不是最终目的。”庄平说，捕捞压力的缓解，为长江生态修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修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围绕“三场一通道”的守护，远不止“禁渔”一件事。

　　如今的崇明岛东滩，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上海采取了多项水生生物栖息地修复措施，为幼年中华鲟打造索饵场，改善育幼环境。硅藻、藤壶、贻贝等物种附着在礁石表面，吸引了虾、蟹、河蚬等底栖生物，咸水与淡水交汇处的微生态环境，成为幼鲟的“美味粮仓”。深水航道牡蛎礁修复，还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牡蛎礁生态减灾修复手册》的全球十大典型案例。

　　庄平将生境修复分为三个层级：一是保护还未完全破坏的区域不再被破坏；二是人工辅助修复已经破坏但可恢复的区域；三是对彻底破坏的区域进行生境重建。“上海早已停止了长江口滩涂围垦，保留了潮间带湿地面积，维持‘三场一通道’需要的隐蔽环境与生长空间——这是上海作出的重要贡献。”2025年9月，《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二批）（长江流域）》发布，长江口中华鲟重要栖息地作为重点区域位列其中，修复工作有了更明确指向。“上海的生态修复理念在全国领先，但距离科学修复还有很大空间。”庄平说。

　　2019年，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完成机构改革，进一步实现定位升级，从针对中华鲟单一物种的保护拓展到长江口水生生态系统修复。“本土为主的水生湿地植物研究，也被纳入长江口生态研究和保护范围。”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跃平说，“我们正在收集国家一级、二级野生水生植物种质资源，一方面，填补相关种质资源领域研究空白，另一方面，通过筛选野外适应能力强的植株，挖掘水生植物净化水体功能，用科研干预缩短自然生态修复时间。”

　　眼下，上海长江水生生物科普馆即将向公众开放，中华鲟保护基地二期项目也正在调试运行。与中华鲟保护基地相邻的鸟类保护中心、陆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共同形成水陆空生态保护体验空间，成为多维度展示长江口生态多样性的重要窗口。

　　禁捕线东移

　　守护“三场一通道”的上海，不只是执行者，也是决策推动者。长江口在长江大保护中的重要性，可以从“禁捕线东移”的故事说起。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口设立禁捕管理区，长江禁渔管理线从东经122度东扩至东经122度15分。借着“十年禁渔”的东风，长江口的管理划分得以细化完善。

　　“一口”被纳入国家政策，意味着长江口的重要性在制度层面得以确认。

　　禁捕线东移，经过了反复论证。“像刀鲚，它们高密度分布在东经122度线以东，鳗鲡苗高产区通常在东经122度到122度15分，中华鲟最东分布至东经122度15分，中华绒螯蟹分布在东经122度至122度18分。”潘迎捷说，研究显示，长江口一带的盐度锋面、拦门沙系、最大浑浊带等水文环境的边界，都到达了东经122度20分，这样的水文环境正是鱼虾蟹密集分布的重要原因。

　　上海海洋大学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持续跟踪观测并提出，如果只将东经122度线作为下游禁捕红线，那么此区域内活跃的非法捕捞和持续的非法获利，仍然会对禁捕线以内的禁渔效果造成很大影响。

　　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是2018年由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简称“长江办”）与上海海洋大学共建的决策研究平台，立足“长江大保护”，为全长江流域政策研判提供智库支持。“十年禁渔”政策推出之前，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向中央提交专项研究报告，围绕长江口禁渔管理线的划定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关注，很快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也为《农业农村部关于设立长江口禁捕管理区的通告》出台提供了科学决策支撑。

　　“三场一通道”生态功能恢复所产生的边际效应，进一步印证了长江口的价值。庄平解释：“这种收益会逐步扩散到整个长江流域，产生乘数级的放大效应。比如，大闸蟹在长江口繁殖，中上游就会有足够多的大闸蟹资源，长江口的鳗鲡苗通道保护好了，中上游也有足够多的鳗鱼资源。长江中上游的监测数据明显增长，本质上反映出的，正是‘三场一通道’的生态功能修复所带来的全流域资源量上升。”

　　（本次调研组成员：记者 胡晓滨 董言笑 贾佳 张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