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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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14日 星期五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返回首页 |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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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春暖花开时我们一起回家
  口述/宋仁友 文字整理/丁惠忠

  我盼望全国早日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小家庭重新团聚补过一个年。二姐,你离开小镇太久了,还记得小镇原来的样子吗?

  ●早就想说说二姐,她年轻的时候离开小镇,那种别离,有无奈和惆怅,留下的故事繁多而零碎。在乡下小镇一个普通人家,我有哥哥、姐姐,姐姐排行第二,我从小就唤她为二姐,别人还以为我有大姐呢。二姐已经多年没有来小镇过年了,好不容易相约,陪耄耋之年的父亲迎鼠年新岁,吃团圆饭。

  进入腊月,小镇的年味逐日浓郁。我抽空准备年货,不仅自己家像往年过春节一样囤上整个假期食物,还帮父亲家里置办,因为多年没有回娘家过年的二姐,今年答应回家陪父亲过年。我的儿子小全在上海建筑公司工作,由于他们工地上外省工人多,一般都会提前放假。小全1月20日腊月廿六这天从市区回到小镇,他一见我就说,爸爸不要跑东跑西采购了,尽量少出门,今天上海确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表妹他们医院已经要求医生、护士都要加班,表妹留守医院,姑妈姑夫还不确定是否回来。起初对儿子说的这个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镇上企业照常上着班,空余仍忙着年货的事,谁料仅仅过了两天,电视、手机及厂里都热议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海也打响了疫情防控“保卫战”。

  眼看除夕临近,我给二姐打电话,问她啥时候来?父亲这些日子天天念叨,一改平常冬日里晚起床的习惯,一早在家门口摇摇晃晃踱步,向街西梢张望,连下雨都要挨着门伸头望野眼,嘴里哼哼:你二姐几时来呀,几时来呀!二姐说,仁友,你劝住爹,叫他别费心思,等这次疫情结束了,我就来看爹。村里干部通知每家每户蹲在家里,不串门,不聚会,防止人群交叉感染……二姐的话,与厂里宣传的一样,我完全理解。

  这个假期,我与二姐、大哥三家未能如愿聚一起陪父亲过团圆年,但我有时间回想一下昔日的小镇和年轻时代的二姐了。

  我的母亲,一生种地,清白做人,活得谨慎,但性格倔,在二姐未出嫁前就去世了。听二姐的意思,母亲是被小镇流言蜚语给气死的。二姐对母亲的早逝,始终感到内疚和愤恨。父亲母亲养育了我们仨,在小镇上那一辈家庭中刚达到生育平均数。许多家庭大都四五个儿女,最多的一家生养了七八个,经常缺吃少穿,靠别人接济,镇上的孙大伯家几乎每天去几个垃圾堆捡老菜皮、烂冬瓜、坏水果,以这种卑微的方式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生活艰苦,小镇也是一片萧条景象。我大哥与二姐年龄相差三岁,我比二姐小了七岁,出生时已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我父亲在镇供销社办的老理发店上做理发师,干了大半辈子,那还是得了祖父的庇荫。我祖父早年在镇上买了一间房子,划归了镇属生产队,算是立足了小镇,他与供销社关系处得不错,看在老街坊面子上,供销社让我的父亲进了理发店,算是编外人员,但毕竟有了一份微薄工资,我们一家才撑了下来。供销社解散后,父亲收了一个徒弟,自己开理发店。这个徒弟的家在镇南一带,市口好,家里余下一间杂货房,清理干净用作师徒俩理发业务,店开张后生意很好。父亲从收徒弟第一天起,打破常规,每日收入与徒弟均分。镇上有人说我的父亲傻,学徒三年不开工资,搁哪乡哪镇都这个规矩。父亲听说后跟我大哥说,人家舍得提供好的街面房子,不提半分租金,只想学做生意,怎能克扣徒弟,宁愿自家手上紧一点。

  ●那时大哥二十多岁,父亲多次要求他学理发,靠本事吃饭,说历朝历代不会饿死手艺人。但大哥初中辍学后,整日在小镇上游荡。有天吃晚饭时,父亲又提出要大哥学理发手艺,与徒弟一起干。大哥不听劝,他反而向父亲瞪眼睛,说,理发算啥本事,我是要做大生意的。二姐听了“切”一声,说,生意在哪里?“牛皮”几钿一副?是吹牛皮生意吧。大哥人长得比父亲高一个头,身材魁梧,言语不着边际,被镇上人说粗糙没文化,一副痞气,迟早要吃牢饭。那时已分田到户,二姐没有考取高中,父亲让她复读一年再考,二姐自知成绩差,实在不愿意捧书本了。母亲都说不通二姐,读书的事只好作罢。二姐倒好,跟我一本正经地说,仁友,你替二姐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大学,为小镇争气。

  怎么要为小镇读书呢?我不理解二姐的话,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其实二姐并没有像她讲的功课那么不堪,原因是她与镇上邮电局上班的程小俊悄悄地谈恋爱。这个程小俊非本镇人,他的父亲调到我们这个镇当副乡长,他刚好中专毕业,被他父亲通过关系落实邮电局工作。另外镇上建造了一座礼堂兼电影院马上要竣工,程小俊答应我二姐由他父亲帮忙进电影院工作。二姐觉得能在电影院工作,是小镇上最体面的事,于是根本没有心思用在中考复习上。我记得二姐自从认识程小俊后,就不去理发店给父亲送饭了。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烧好午饭,二姐就支使我上学时,绕道理发店给父亲捎中饭。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安排二姐送饭,是想让二姐与他的徒弟多接触,将来或许徒弟成为父亲的女婿。二姐很快看出父亲的意图,在她心目中,男朋友完全不是父亲的徒弟这种类型。

  我的二姐,有双大眼睛,瞳仁黑亮,扎两根齐肩短辫,身材纤细高挑,即使穿一身普通衣裳,也整洁俏丽,走在小镇的街道上特别引人注目,也带来许多莫名的嫉妒。二姐年轻气盛,我行我素,此时她已经在电影院上班,穿衣打扮艳丽惹眼,街头小店的男人视其为小镇的美丽风景,女人却称她是勾引男人的“花蝴蝶”。关于二姐的这些闲话,有同学在我耳边聒噪,我认为是人家看不得我二姐长相标致,又有工作,还有些人是因为求她买票看新上映的电影她不给开后门心生怨恨。我把从同学处听来的话告诉二姐,她乐呵呵无所谓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后来再听到小镇传播二姐的坏话,我会跟人家急,不过没办法,吼几声而已:等着,我让大哥揍你!我知道这是妄言,那时大哥已经离开小镇了,与人到上海、广州来回贩卖牛仔裤、电子产品、毛绒玩具等小商品。如果大哥仍在小镇,谁敢明目张胆拿我二姐取笑逗乐。

  我读初中那阵子,二姐越长越漂亮,镇上有不少追求二姐的小伙子,村庄很多年轻人也会趁着买电影票之际,扒在售票窗口与卖票的二姐搭讪,迟迟不愿离去,造成购票队伍甩出礼堂好一截路,急得后面的人跺脚起哄。二姐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窥测将来的麻烦。镇上有人知道我二姐的男朋友就在邮电局上班,他们凑几个人一起找程小俊,要他滚出小镇邮电局,宋仁翠是东滩镇的女子,她只能属于这个镇。二姐听说东宝几个发小在胡闹,她上门找东宝论理。东宝叼根香烟,跟我二姐说,翠姐,邮电局那小子长得贼眉鼠眼,仗着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员”,据说邮电局里有好几个相好呢——哪配得上翠姐你呀。二姐听呆了,当晚找程小俊询问。母亲后来告诉我,二姐回家哭了大半夜,骂程小俊是个杀头胚。没过多久,程小俊工作调动离开了小镇,他的副乡长父亲也去了别处工作。

  此时,如果二姐在镇上选择一个男子谈婚论嫁,很有可能过着镇上人的普通生活,购物出行方便,生活条件自然比村庄好一点,可以及时享受到小镇文化,精神生活有所充实。但是,二姐对感情产生了挫败感,拒绝别人做媒,她一门心思投入工作,没有了开朗活泼的劲头,人变得孤傲,也孤僻,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姿态。镇上闲人多,闲话就多,既看不得别人好,也不同情人家倒霉,我二姐重新成为别人胡言乱语的谈资,什么被男人抛弃,犯了相思病,神经出了问题,人漂亮又不能当饭吃,看来要成为小镇嫁不出去的老处女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污言秽语,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给老人家不小的打击,她大病一场,怕花钱又不肯住院就医。大哥回镇带来一笔钱,要母亲治病。躺在小镇卫生院病床上,医生给母亲挂上点滴,大哥安排妥当,乘车回市区忙生意。大哥刚走,母亲拔掉针管,叫二姐结账回家。二姐哭着劝母亲住院,母亲执拗地说死也不住医院。二姐无奈,答应母亲尽快把自己嫁了,堵住镇上人的嘴巴。母亲是个极要面子的妇女,心肠善良,但有事藏在心里不与人诉说,叫人猜不透她心中的烦恼。二姐平常大大咧咧,她觉得母亲是十分怕事的人,况且母亲所谓抗议小镇诸种不良言语行为,只在内心抗争,其结果没有一点作用。二姐被人到处非议,母亲急迫中只能拿自己出气,生了病又不愿医治,她大约想要是自己死了,二姐在小镇上就没人咬舌头搬是非了。母亲这种偏执的念头,不仅吞噬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也影响了二姐今后的人生道路。母亲挺过大半年,还是病死了。

  母亲的死,令二姐自责,情绪低落了好长时间。那年我正在读高中,离家住校,有次二姐顺路来学校给我送东西,她说仁友呀,你要好好读书,离开小镇。我感到二姐比以前话少多了,又分明感觉出二姐对小镇的失望,表面上看小镇上的人大多有工作,几乎每个家庭会有一间半间门面小店,有些子女生下来就属于城镇户口,生活条件自然比村庄优越,倚仗着这种优势小镇人也养成了瞧不起别人的势利眼光,乡下亲戚来镇上人家吃顿饭,碗里饭装得满一点,主人家都会多瞅你一眼,要是再添上一碗,闲话就出来了,难听得让人下不了台。所以,二姐从自身境遇和母亲离世的感受,叮嘱我读好书离开小镇,我倒并不感到奇怪。 

  二姐所在的镇文广站所属的电影院,上座率开始走低,家庭电视机逐渐普及,再加上她是个临时工,“花蝴蝶”名声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代名词,二姐算是伤透了心。当时县城电影院有个经常送胶片至各乡镇放映的小伙子,俗称“跑片”的,骑一辆摩托车,与我二姐认识好几年了,似乎听到过有关二姐的传言,但这个叫春生的男子并没有对二姐另眼相看,隔月来小镇“跑片”,就捎带县城商店买的小礼品给二姐。二姐每次付钱,都被春生拒绝,他说不值钱,你喜欢就留个纪念。二姐知道春生不是县集体编制人员,也是村庄的一个临时工,与自己境遇差不多,让他破费怪不好意思的。于是二姐会给春生买几包香烟,叮嘱他骑摩托车开慢点,特别是逢到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年有余,二姐与春生哥结婚了。从此,二姐远嫁另一个村庄。没几年春生哥“下岗”回村庄种地,搞些副业,与二姐两人虽艰苦劳作,但相亲相爱,把小家庭支撑得有声有色,生育女儿后,生活更添温暖。

  然而,二姐的一块心病并没有痊愈,一年里难得几次回小镇看父亲,只是三天两头与父亲打电话问问家里情况,几十年来,一次都没有陪父亲过年。如今的小镇,外围扩建了几圈,变成了新城镇,老街依旧还在那里,但那些门店租给外省人居住,开店做生意的铺子移至新街上,本地人没几个在老街上开店了,年轻人都离开了小镇,而祖父辈的老人多数已作古,就连父辈这些老人也所存不多。像我这类中年人,大学毕业后仍回到镇上国有企业工作的,很少见。想到此番光景,我时常感觉心生悲凉。我大哥生意是做成功了,说不上有多大的生意,与人合伙开办了公司,很少回镇上,大嫂是上海人,大哥一家常居在市区了。

  说好鼠年二姐回来过年,与大哥一家,我的一家,共同陪伴父亲过个团圆年,谁想一场突发的疫情改变了行程。我盼望全国早日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小家庭重新团聚补过一个年。二姐,你离开小镇太久了,还记得小镇原来的样子吗?那些老街坊时常念叨年轻时美丽的二姐——六十出头的二姐啊,在我心中永远是年轻的。二姐,我等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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